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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till Remember

202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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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n Still Remember

Don McLean一九七一年震动乐坛American Pie手稿在纽约拍卖行以一百二十万美元拍出,成为这个星期欧美传媒的主流新闻焦点。想说的不是一百二十万美元这个价,拍卖前的估计是可能推到一百五十万美元;而是十六页原子笔和铅笔写的手稿唤起除了如何解读这首原作逾八分钟的歌词讨论,到底Don McLean俨如达文西密码的一字一句背后想说什幺,更多的是为什幺一首歌曲就能唤起人们的醒觉。或者说,问题应该是这样:那是一个什幺样的时代?

星期六天色灰暗,American Pie在耳际迴响,那年头的美国应该很像今天的香港天气,只一句灰濛了得。American Pie面世前一年,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反战学生在国民警卫军十三秒六十七发子弹齐射后四死九伤,美国大批子弟兵在中南半岛胶着无法动弹,反战运动因为学生领袖大批被捕渐见凋零,尼克逊寻求连任四年的声音响起,于自由派歌者如Don McLean而言,这都是「bad news on the doorstep」,美国正在步向更加阴沉的角落,庞大的黑影在人民背后挥之不去。然而民间未见气馁,反战运动以各种形式留在社会,演变成平权环保反核三大议题。当尼克逊开始为另一个四年任期招兵买马,把「空军一号」专机改名「七六精神」,喻示一九七六年立国二百周年就在他任内的时候,社会再一次抖动,这次是人们从示威广场转进议会,拳拳赤子心,决心带来改变。

American Pie隐喻极多,从歌者Buddy Holly空难逝去到暗批滚石乐队,不一而足,英国广播公司在播报手稿拍卖消息时,拨出大量篇幅再次向观众解说这首歌词意涵。阅读这一首歌,如果单纯从研究美国大众文化来说是一篇好的延伸读物,譬如Chevy是指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汽车,香港车迷也许听过但香港街头恐怕罕见。Pickup Truck则是在美国中西部及西部盛行的小货车,特点是车斗没有上盖,当然也有人会买一个胶板盖着,但那就失去原有的粗犷兴味了。前几年香港演员刘德华也有一部,当时传媒说这是「农夫车」,这说法不能说是错,但德州或加州的车主往往把这车当轿车用。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Pickup更为畅销,日本车厂乘势而上,以前车斗上大大的GMC字样变成TOYOTA,后来更变成YO,这些都可以写进美国汽车史。

六十与七十年代桥樑

虽说American Pie生于七十年代初,但它的真正主题是六十年代,而六十年代是美国社会学家到今天仍然孜孜不倦研究的课题。这十年间的社会及政治变化影响美国至今,也在相当程度上冲击西方世界的年轻族群。七十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延续与转化始于六十年代的反战斗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研究六十年代学运专家的吉特林一九七八年付梓巨着The Sixties: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书名已然勾勒这十年的美国心情,是酸甜交集的时代,既有保守主义临门迫力,也有对未来翻天覆地期许。如果把包括American Pie在内的美国社运音乐与美国社会历史配搭,或会对American Pie的内容有另一重析义理解——它是一条大桥,上承Pete Seeger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与Bob Dylan Blowing In The Wind的质问,下接John Denver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的毅然起动。

说美国社运歌曲,必须提到西格,去年逝世的西格可谓现代美国社会民歌第一人,哈佛大学念到二年级辍学,一辈子都与社运结连。当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走上街头反越战争民权,西格比他们早做了二十年,五十年代他已是极具代表性的左翼歌者,他支持劳工运动,也是民权运动先驱。美国右翼分子眼中,西格的歌声极具煽动,有一种说法指他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原因是他曾有一段时间住在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区,而这裏附近曾是美国共产党所在。一九五五年,西格被传召到国会非美委员会作证,这个委员会臭名昭着,它是迫害所有被认为亲中共或苏联的美国公民的国会委员会。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坚拒不透露当年「读书会」成员,从而无法找到工作,郁郁而终;也有人把昔日同志名单提供给委员会,如着名导演依力卡山。西格作证之日,他读出一段声明,表示绝不透露同伴、信念、投票取向,尤其是在如斯压迫之下。这裏再说几句,依力卡山出卖同志之后为荷李活所不齿,一九九九年奥斯卡向他颁发终身成就奖,泰半人没有站立,有人双手交叠胸前,以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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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以歌言志改变社会

西格在美国极右翼掌权年代坚持以歌言志,为人正直,不向权势让步。联邦调查局长年对他跟蹤监视,企图抓他的错处,藉道德人格的犯错抹黑其政治人格。可是西格令联邦调查局失望了,终生抱着一个五弦琴四出参加集会,儘管他唱的都是美国当权者、右翼分子和资本家最深痛恶绝的歌曲,像是共产主义者的《国际歌》,歌颂古巴民族英雄的Guantanamera,《倘我有一个鎯头》。在风雨如晦的阴暗不明日子,西格以歌声唱出社会的不满,他的音乐生涯因此几番起落,乐队被迫解散,可他从不放弃,坚持到麦卡锡主义落幕,迎来了大变的六十年代。那是美国执政当局从未料想过的情势,几十万示威者都在唱西格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无不心弦震动。歌曲灵感来自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歌词以答问形式指出战争的不仁,从花朵、女孩一个接一个离开,点出丈夫、军人的永远不回来,被《新政治家》杂誌列为美国二十大政治歌曲之一。

个人经历成为西格足以向后来者示以的範例,六十年代美国军警大棒子挥舞,社运歌曲引吭不绝,西格的作用非比寻常。西格去世后,Don McLean在自己的网页说,他六七十年代与西格合作频繁,西格的无私鼓励对他的人生意义非常巨大,并指出他从西格受教的三点,包括如何在成名后不离弃对音乐的热爱,以及倘若要批评政府,就必须立心为正,连朝地上吐口水都不要做。Don McLean歌曲带着对历史及人物的咏叹,其实多少带有西格的影子:什幺才是音乐、什幺才是值得珍惜的人与事。当American Pie闪耀美国之后,接着是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大选,那是社运健将出狱之后走进政治社会的第一炮,也是社运歌者实践目标的一年。

政治冷感下的「七二年班」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大选是共和党在任总统尼克逊对民主党参议员麦高文。一个是大右派保守主义者,一个是左派自由主义者;一个背后是巨阀财团,一个背后是像那时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为他跑腿的克林顿这些青年。一九七二年夏天,炎热沉闷,政治郁结,歌者约翰丹华此前几年前写下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成为热门歌曲。有一天,他在节目访问社运歌者伊利奥特「你最近去了哪裏?」伊利奥特说,她跑了几个月大学,发现学生对政治及社会颇为冷感,这大抵是社会冷却后的后遗症。她对学生说,要改变社会就得注册当选民,这才有机会改变社会改变国家。今天看来,这些话陈腔滥调,因为举凡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总有人出来大声疾呼要登记当选民,投票把你不满意的政客轰出局,但在社运气若游丝的一九七二年美国,放下犬儒的确不是一桩易事。

那天晚上,约翰丹华与伊利奥特合唱Leaving On A Jet Plane,「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一个重新上路的影象深入民心。美国社运逐渐从埋首沙堆破土而出,儘管麦高文最终惨败,但这个为黑人和穷人打拼终生的参议员,以个人之力独抗保守巨头,道德勇气燃亮了一整代美国人民。美国政治有所谓「七二年班」,便是指在这年总统大选当中决意投身社会及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这批人风华正茂,学习成绩优异,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了社运由盛而衰的万水千山,个人成长及经历趋于成熟。这些人除了克林顿和希拉里,还有大批其后晋身地方议会成员及国会议员的一群。若干年后的一九九八年,荷李活卖座电影《绝世天劫》众人出发狙击巨型陨石前哼起Leaving On A Jet Plane,五六十岁的观影客在电影院忆古思今,应当会心微笑。

Don McLean的人民不会忘记

这些芸芸歌者中,从昔日站在反战第一线的Bob Dylan到Joan Baez,从诗人歌者Don McLean到隐伏二线的预备队Simon & Garfunkel,都相信以歌言志改变社会;準确而言,这些人都是站在Pete Seeger的肩膀之上。这个一生以歌曲推动社会改革的乐观主义者,相信音乐的力量,更相信群众的力量。Pete Seeger无比的生命力体现在音乐及五弦琴之上,这是Bob Dylan、Joan Baez和Don McLean失去良师的悲痛所在;到了American Pie手稿拍卖,新闻当中,一度尘封的荣光再度显现,正如Don McLean的歌词那样,I can still remember,人民不会忘记。